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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久后，司徒先生返回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木盒，他将小木盒递给陈强，开口说道：“我这次回国，还要回乡祭祖，可能要待一年半载，怕是喝不到你家娃娃的满月酒了，这里有一对银镯子，算我给孩子的见面礼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就多谢先生了。”陈强也没有客气，直接将银镯子收下了。他知道司徒先生将他视为后辈，如果这时候再跟司徒先生客气，反而显得生分了。

    只听司徒先生接着说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这次回国啊，我打算顺便买一些粮食回去。你是知道的，战事才刚刚结束，国内百废待兴，这时节正是青黄不接之时，很多地方还闹饥荒，这美国有的是粮食，我便想买些面粉运回去，虽然这点面粉解不了国内的燃眉之急，但多少能救一些百姓。”

    陈强立刻明白了司徒先生的意思，司徒先生说这话，肯定是让陈强施以援手，于是陈强开口说道：“先生所言在理，我们虽然赶走了日本人，但国内的民生依然艰苦，采购面粉这件事情，我愿助先生一臂之力。”

    司徒先生颇为欣慰的点了点头，接着说道：“其实国内的民生情况，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，我听说从去年年底开始，国内的粮价就一直在涨，很多老百姓都买不起粮食了，前几日，杭州好几万人去‘打米店’，听说整个杭州城内五百家米店，都被抢光了。”

    “打米店”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一个特殊词汇，实际就是一大伙人哄抢米店。不过那些哄抢米店的人绝大多数不是强盗暴徒，而是穷苦百姓。由于无粮奸商哄抬米价，导致老百姓买不起大米，所以才有了“打米店”这种事情发生，在当时，像是海、chongqing、长沙、武汉等重要城市，都出现过大规模的“打米店”。

    司徒先生的介绍让陈强微微一愣，他知道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国内通过膨胀严重，南京方面的财政也会崩盘，但没想到这才刚到1946年，这物价就已经要控制不住了。

    想到司徒先生还要在国内待许久，陈强立刻说道：“先生，你这次回去的话，还是得多带美金和黄金，至于法币，用多少兑换多少，可千万别一回国全都把手里的美金和黄金换成了法币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？你是担心国内的金融出现问题？”司徒先生开口问道。

    陈强点了点头：“这些年来，国内可发行了不少的法币，再加当年沦陷区里日本发行的银行券，现在国内的金融秩序可是乱的很，说是一天一个样也不为过。反倒是美金，无论法币怎么变动，美金都不会贬值。至于黄金，跟美金是挂钩的。”

    “行啊，我知道你在美国炒股赚了不少钱，这种涉及到金融的事情，我听你的。”司徒先生答应下来。

    三月份，南京方面会正是颁布《管理外汇暂行办法》与《黄金买卖细则》，实行开放外汇市场，规定外汇官价与黄金自由买卖的政策，大量抛售国库的黄金与外汇，企图以此稳定市场与法币，但实际这却成了官商大发横财的途径。

    在开放外汇市场之前，法币对美元的汇率是20比1，开放外汇市场后，法币对美元汇率暴涨至2020比1，一夜之间涨了1000倍！千倍的利润，比贩毒还要赚钱，更何况这还不是杀头的买卖，谁人不想做。而整个金融外汇市场也因此瞬间崩盘，从中获利的当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，而是那些持有美金的官僚。

    至于黄金自由买卖，则使得官员们从国库中换取黄金大量抛售，从而转区差价，就比如孔大公子，拼着自己姨母的关系，从国库中换来了黄金，然后在市场售卖，从中大赚一笔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陈强陪着司徒先生吃过午饭，午饭后，老爷子需要午休一会，陈强便借机告辞了。

    陈强回到家中，埃丝特又是一脸慵懒的靠在躺椅翻看着时尚杂志，摆足了孕妇的架势。见到陈强回来以后，埃丝特开口说道：“张先生打电话找过你，我告诉他你出去了，他说晚一些会再打过来。”

    “还是我打给他吧。”陈强说着走到了电话旁。

    埃丝特口中的“张先生”，正是张伯苓先生的弟弟张彭春。

    张彭春先生也是南开的创始人之一，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任教，前半生也一直投身于教育事业。1940年国家最危难之际，张彭春开始正式担任外交官，联合国成立以后成为了中国驻联合国的官员，1946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代表，1947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代表，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，并参与起草了《世界人权宣言》。

    此时的张彭春先生，刚从英国伦敦开完联合国大会回来。由于联合国的驻地是在纽约，所以张彭春先生也就搬到了纽约生活。

    陈强立刻给张彭春回了电话。

    “先生，是我，陈强，您刚才打电话找过我？”陈强开口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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